行政罰之處罰原則以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且有責任能力者為對象，然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類型眾多，且非僅限於行為人自身行為，亦包含對物合於妥適狀態的維護責任，以及對他人所為行為的監督責任；或認行政罰法第3條功能有限，蓋立法理由已指出，行政法上的處罰對象仍應視個別法律及自治條例之解釋定之，關於行為責任的界定方式乃具相當爭議性。國家為維護公共秩序與公共安全，防止個人或公眾免於危害，對人民實施限制或制裁並不少見，且其對象通常不限於行為人本身，尚包含對特定區域土地或物有管理支配力者，以道路交通安全違規事件為例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除對實際駕駛之行為人課處行政罰外，亦不乏對車輛所有人課與行政罰責任之規定（如罰錢、吊扣汽機車牌照）。政府歷來修法提出各種手段處理酒駕，並同時處罰車輛所有人。2025年底修法的底層問題在於該規定是否過度限制人民之權利。以行政罰學理的角度觀察，車輛所有人對駕駛人違規行為負責的基礎為何？併罰模式本質上係擴張行政罰之處罰對象，作為「行為責任優先」與「以行為人為處罰對象」之例外情形，其正當性何在？又其責任條件應如何認定？修法採取「所有人與駕駛人不需同一人」之見解，與其他對「汽車所有人」設有處罰規定之條文間，似已避免在法律評價上可能出現的衝突，然而究竟酒駕與其他違規行為本質上如何不同，以致對車輛所有人併罰之正當性有所差異，應有進一步探討之空間。